历史襄阳,难忘的悠久记忆

本网2013年09月12日点击量:13327

——2011隆中论坛成果摘编

襄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襄阳分院

 

编者按

  襄阳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襄阳历史,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历史问题,襄阳市社科联(社科院)日前举办了以“历史襄阳,难忘的悠久记忆”为主题的隆中论坛,正式发布我市社科界今年研究的十项重点课题,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襄阳若干重要历史问题,展示了一幅幅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画卷。在襄阳复名一周年之际,本报特将论坛成果予以摘编,以飨读者。

 

悠久绵延的历史轨迹

靳 进   甘忠银

  沿革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疆域、政区变迁的学科,“沿”即沿袭,“革”即变革,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任何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必须将其国土划分为有层级的区域,这个区域就是行政区域,简称政区。政区有诸多要素,如层级、幅员、边界、名称、形状、行政中心等,这些因素的变迁是政区沿革变迁的重要内容。以下从行政级别和政区名称两方面论述襄阳的历史沿革与变迁。

  一、历史时期襄阳行政级别变迁

  早在西周时期,今襄阳地区分布着众多的方国和部族,如谷国、唐国、邓国、卢国等等。早期的众多方国奠定了襄阳行政区划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今襄阳地区纳入楚国统治。楚国在这一地区设立县级政区,如权县、邓县、庐县等等。

  西汉时期,在楚国北津戍的基础上设立襄阳县。至东汉时期,今襄阳辖区内的县级行政区增多,襄阳逐步向高层政区演变。公元190年,刘表主政荆州,把荆州治所迁至襄阳,奠定了襄阳在三国及以后历史中的辉煌地位。公元208年曹操占领襄阳后,设立襄阳郡,这是襄阳作为郡一级治所的开端。襄阳郡建立后,襄阳地区有了以襄阳县为中心的高层政区,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襄阳都作为地方一级行政中心存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和巩固。

  东晋时在襄阳侨置雍州,刘宋时期,雍州从荆州北部脱离出来,与荆州并立。西魏改雍州为襄州,事实上完成了以襄阳为名的行政区从荆州的独立,形成今天襄阳政区的雏形。

  隋朝时期,实行州县或郡县二级制,襄阳为襄州或襄阳郡治所,为当时的一级政区。唐朝时为一级政区山南东道的治所。宋代襄阳是一级政区京西南路的治所,是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元代开始,襄阳的行政级别开始下降,元代至今均为二级政区治所。

  二、历史时期襄阳政区名称变迁

  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个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也是一种文化遗产,它用语言符号的形式记录了地域文化的变迁,体现了一个地区自然与人文的交融。

  襄阳因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襄水即今天的南渠。将山南水北称为“阳”是我国地名学上一个自古沿袭的原则。历史上今襄阳地区主要使用过四个名称——襄阳、襄州、雍州、襄樊。我们把从公元208年曹操始设襄阳郡至公元2010年襄阳各名称的使用时间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如下:使用“襄阳”的时间合计1039年;使用“襄州”的时间合计538年;使用“雍州”的时间合计165年;使用“襄樊”的时间合计60年。仅从使用时间长短来看,襄阳无疑是本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地名。

  1950年,以襄阳与樊城合称的“襄樊”作为地级市的专名,使名满天下的“襄阳”沦落为名不见经传的“襄樊”,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割断了历史文化传承。襄阳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上无不打上了深厚烙印,从孟襄阳的风流到米襄阳的潇洒,从“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到“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名句,从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到妇孺皆知的《射雕英雄传》,襄阳的大名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难以磨灭。以襄樊之名代之,割断了行政区划地名千年的历史脉络。二是认知度和认同感不高。“襄阳”这个地名已经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记忆中。以襄樊之名代之,给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带来很大不便。经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2010年12月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

可以说,“襄樊市”复名“襄阳市”既是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意愿,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人华侨的迫切要求,是顺应民心、体现民意的善举。

 

襄阳城池  沧桑变迁

叶 植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根据对自然地理变化的考察,结合对新发现考古材料的综合研究表明,襄阳城前后有四次大的变迁。

  一、北津戍

  襄阳城起源于最迟在春秋初即已存在的北津戍,是楚国北方的一个大型军事渡口,位于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的真武山、琵琶山北麓。唐以前通过湖东与汉江相贯通的北渠——檀溪水河道可方便出入汉江,江斜对岸是地势高爽的铁窗口,可与北津戍对置往来回返的码头,具备作大型军事渡口的优越天然条件,成为春秋战国期间楚国北进、东扩、西拓时楚军尤其是楚王师出入的聚散地,是一处有相当基础设施和舟楫粮秣之备的军事要塞,逐步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和戍卒守卫的城邑——北津戍。

  二、两汉襄阳县

  因为北津戍突出的交通地位,两汉在此设县,北津戍治遂成为县治。又因汉水在洪水季节携带的大量泥沙使檀溪水道不断淤高,城西之水大约于秦汉时在雨季和洪水季节被迫改道襄阳城南诸山北麓转岘山东麓,最后从岘山南的观音阁北流入汉江,称之为襄水,于北津戍所设县因位于是水之阳而被改称为襄阳县,北津戍故城遂被称之为襄阳城。

  三、刘表新建襄阳府城

  初平元年(190)刘表匹马入宜城,在襄阳籍好友蔡瑁、蒯越的帮助下,迅速在荆州站稳了脚跟,将首府从江陵迁到襄阳。从此爱民养士,使荆州成为乱世宁州,久罹战乱的北方流民迁入荆州者达十万余家,流寓的名士千余人。刘表对这些名士、流民都进行了很好的安置并开办学校,前后入学的生徒达千余人。刘表还在襄阳县城东北修筑了新的州城。通过对《水经注》、《梁书》等史籍记载的考证不难初步得出结论。1994年襄阳东街发现的大型砖室墓被考证为荆州牧刘表墓,使这一结论得到确认并为襄阳城的变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四、北魏末至唐前期襄阳城向东、向北迁移里许

  据唐代襄阳城内所立碑刻和文献记载知北魏后期至唐中期以前,刘表墓及其地面建筑从襄阳城东门外移到东门内,据此和其它文献资料可推定襄阳城于此间向东、向北迁移了里许。西城墙已迁到现今的位置,现在的夫人城已是城的西北角,东城墙约在城内的荆州街一线,荆州古治可能为城的东北角,昭明台前为城内的大十字街。神龙元年(705)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会汉水暴涨,他利用两汉襄阳县城和三国至唐前期襄阳府城垣于城西修筑了防洪大堤。

  文献记载唐宋元襄阳城周九里。南宋在襄阳城东南西三个城门上增建了瓮城,重要位置包砌了砖墙,在城垣上增筑了马面和看楼,在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新建了延至江边的雁翅城,与樊城东西角楼抵江边的两雁翅城相呼应,增强了襄阳二城的防卫能力。

  五、明初襄阳城向东、向南扩建

  元末明初,邓愈奉命对襄阳城进行扩建,向东、向南各扩建了约400米,在南宋所修东北角外雁翅城的基础上增建了一座与之相连的角城——新城湾,向东增扩了长门段,形成今天的格局。

  现在的襄阳城西墙不在一条直线上,南半部向外略微膨出,显然不是邓愈新筑襄阳城的原样,要么是西墙北半部被洪水冲毁等缘故在重建时不得不向内略收,另一方面可能是后来襄阳城西墙南半部略有外扩。

  1939年日军对襄阳二城进行过轰炸,为便于城内官民疏散,将西门南侧和南门西侧城墙连同西门、南门瓮城及城楼全部拆除。1948年夏,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驻守襄阳,又临时草草修复了1939年拆除的西门南侧和南门西侧的城墙。

  襄阳方志均记载护城河宽29丈9尺,仅合83米,现在的护城河一般宽度为130米,最宽处的城东南角南北水面宽220米,东南向斜煞线宽230米,这是邓愈修城以后,襄阳频仍的水患、修堤、修城等活动逐步造成的。

襄阳城东迁的主要原因是:洪水带来泥沙的淤积使城西地势不断抬高并多次破城,檀溪水在唐代断流;人们驾驭汉水能力不断提高,使襄阳城东移北挪成为可能;东挪后有利于南北交通线的取直;减少西北来洪的威胁;和樊城正面对峙,有利于防守。

 

魅力樊城  绵长古韵

李梦泽

  樊城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要梳理樊城的变迁过程,首先应该弄清其城市的源头。

  一、樊城的源头——邓国

  邓国是樊城的源头,有多方面的证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3年,大夫詹桓伯回忆周初南方的疆土所至说:“及武王克商……巴、淮、楚、邓,吾南土也。”说明西周初年在南方有一个邓国存在。《国语郑语》史伯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这反映出邓国在成周(洛阳)以南。北宋所出“安州六器”之一的《中》铭载周昭王南征,派大臣“中”到“方、邓”等地视察。唐兰先生认为“邓就是邓国”。

  除文献记载和传世青铜器铭文之外,大量的考古发现也证实邓城遗址就是古邓国之所在。

  20世纪70年代,省博物馆曾在邓城遗址一带作过考古调查与发掘,采集到一些周代鬲足和口沿、豆盘、豆柄以及盆罐之类的器物残片。1979年,市文管处收集到两件“邓公牧簋”。1981年,山湾墓地出土一件邓国宗室的“侯氏作孟姬簋”。21世纪初,在邓城遗址北约4公里的王坡发掘出规格较高的邓国贵族墓地。在城址东约2公里处的沈岗墓地发现自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邓国的平民墓葬。城东的黄家村、东南侧周家岗、南侧的王家巷等邓国村落遗址发现了制陶作坊和制作青铜器的模范遗物。东北侧的卞营、北侧的韩岗等遗址也有邓国遗物出土。在汉水对岸的谷城庙滩擂鼓台也发现了春秋早期邓国贵族邓子孙白墓。大量的遗迹、遗物为邓国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王先福先生根据考古发现推断,至少在西周中期开始,邓城已是邓国的都城,邓城是今天樊城的源头,是严谨而可信的。

  二、樊城历史发展概况

  1.樊城沧桑

  樊城自出现以后,其行政区划几经变化,先后称邓县、安养县、临汉县和邓城县,最终于南宋初年并入襄阳县,成为樊城镇。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襄阳市辖区之一。

  樊城建城以后,其城址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程。东汉及三国时期的樊城可能在今樊城的北部,且地势较低,后随着汉水河道的南移、河床的抬高而逐渐向南发展,地表也不断抬高,直至形成今天樊城的地貌。樊城在历史上饱受战乱的蹂躏,城池遭到严重破坏。其后在明朝嘉靖三十九年曾经重修过一次,清朝以后则无人问津。今址的樊城是明清时期遗址,其范围大致东起丹江路、南临汉江,西至米公路,北达解放路北、人民广场南侧一线。

  2.樊城在历史上的地位

樊城出现以后,与襄阳城隔江对峙,成为中国古代的战略要地。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的军事战役及历史事件在此上演。隋唐时期,天下一统,樊城得到良好的发展。唐朝时,大学者颜师古授安养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问道:“安养,剧县,何以克当?”称为剧县,表明其繁复难治,也说明安养县并非贫瘠小县。盛唐诗人张九龄也曾道:“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家,今则一都之会。”也可以看出这一带的兴盛。宋元之时,襄阳地区又一次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南宋末年,宋军与蒙古军在襄、樊两城对峙。元军攻下樊城后大肆屠城,致使樊城遭受重大挫折,一度荒废。在元朝奖励垦殖的政策下,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出现了“民生日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的兴盛局面。明清时期,樊城成为重要的商贸城市,形成多条繁华的商业街,在汉江沿岸修建了多处码头。各省的行商和行帮在交通方便的码头口和繁华商贸区相继建起了20座会馆。樊城的发展达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峰。新中国成立以后,襄阳市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樊城区成为本市的经济中心和商贸中心。如今,湖北省确定了襄阳市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樊城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我们相信,樊城在未来必将继续承担光荣的历史使命,再创辉煌。

 

钟灵毓秀  名人辈出

李俊勇  宋喜微  黄

  襄阳的自然条件是襄阳历史及著名人物诞生的基础。这个基础首先是土地、气候,这在农业文明时代,构成了襄阳较为发达的农耕经济。其次南北过渡地带及水陆交通、地形等地理因素,构成了襄阳文明发展的基础。不同历史时期,襄阳作为一个区域在同中华历史文化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对话,同时也塑造着不同时期襄阳人物的不同面貌。

  第一个时期: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襄阳著名人物的诞生即深受楚文化滋养,同时也是吸收北方文化的结果。以宋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浓郁的楚文化与先秦襄阳人物孕育之间的关系。

  在楚国发展史上,襄阳既经历过初期的筚路蓝缕,又共享过后期的繁荣辉煌,使得襄阳人兴起了作为楚人的自信与自豪,进而延伸出对楚的命运产生来自血脉深处的关切。商周时期,襄阳境内开发较早,其物产的多样性,山水同在,地理景观丰富,则利于宋玉产生浪漫雄奇的想象。襄阳地区巫风底蕴为宋玉楚辞提供着素材,促进其风格的形成塑造。楚歌、神话中的宇宙意识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巫风影响所致。

  而作为中原地区诸子散文在楚传播途径之地,襄阳也便于吸收北方文化。所以正是由于襄阳作为楚文化核心区之一,以其浓郁的楚文化,吸收糅合了北方文化元素,才诞生了一篇篇绚丽的楚辞,才会有楚辞巨人宋玉的诞生。

  第二个时期:两汉六朝时期

  西汉设襄阳县。这一时期,襄阳在吸收外部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以刘秀为代表的人才群。这个群体在汉末乱世中,脱颖而出,最终建立东汉政权。

  刘秀称帝,襄阳成为政治高地,享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为人才孕育提供了肥厚的土壤,而东汉剧烈的土地兼并使得襄阳地区士家大族迭出。众多的士家大族为襄阳人物的培育及脱颖而出提供了保障。据史载,襄阳城南去往宜城一带,居住的刺史级别的官员就达数十人。刘表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整合部分襄阳名士及士家大族,才使其在三分天下之前能据有荆州。

  刘表在任期间,襄阳学者云集,荆州学派迅速崛起。虽然刘表未能成就霸业,荆州学派在其死后也迅速散去,但襄阳毕竟曾经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高地,而襄阳著名人物亦在东汉末年呈现第一波高峰。这对于后来的精英人物来讲是一种文化吸引。当时的佛学大师释道安就是在襄阳文化的吸引和名士习凿齿邀请之下前来襄阳,使得襄阳在佛教文化史上名噪一时。

  西晋灭亡,北民南迁,大量北方大族迁入襄阳,成为襄阳上层社会的主流,由于当时襄阳在全国格局中地位突出,使得六朝时期襄阳人物在政治、军事方面对全国影响颇大。在齐、梁之际甚至极大影响了南方政权更迭。同时在文化上,这些大族也不断显示出士族化的倾向,结合士家大族拥有的人才选拔权,使得更多襄阳人活跃在全国历史文化的舞台上。

  第三个时期:唐宋时期

  隋统一前的战争使得襄阳地区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唐取而代之。战火消弭,襄阳地区经济日渐恢复,逐步成为汉水流域的中心城市。同时,由于唐及北宋政治中心仍距离襄阳较近,襄阳是南方前往西安和洛阳的必经枢纽城市,其有襄阳至洛阳和襄阳至长安两条国家干道。是全国交通枢纽。加之历史上襄阳繁荣的文化,使得当时的襄阳集区域经济高地、交通高地,历史文化高地于一身,为其积聚人才、孕育人物提供了良好基础。有唐一代,湖北地区中进士者总计28人,襄阳一州即达13人。

  第四个时期: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由于襄阳汉水流域经济中心地位丧失、政治及交通枢纽价值降低,其积聚区内乃至全国人才的能力不断下降。总体而言,元明清时期襄阳出现的对全国较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甚少。

 

动人的历史故事  辉煌的历史篇章

张 欣

  襄阳境内发生过难以计数的著名历史事件,今将其中10件著名历史事件予以简要评述。

  (一)襄阳成为早期楚国都城

  襄阳是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楚国第一个郢都在襄阳宜城县境。很长一段时期内,楚国早期都城皆在今襄阳所辖区县之境。

  (二)刘、刘秀起兵枣阳

  新末天下大乱,枣阳人刘秀与长兄刘等起兵复汉,终在公元36年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东汉王朝近二百年的基业,史称光武中兴。

  (三)襄阳城逐步成为历代州郡府县治所

  公元前691年,楚灭罗、卢后,襄阳成为楚国北通中原与向东拓展的重要渡口和军事要塞,被称为北津,“北津戍”由此而来,成为襄阳建城之源。汉高帝初年襄阳正式建城,最终出现襄阳县这一行政实体,190年荆州刺史治所徙至襄阳,208年曹操夺取荆州,分南郡编县以北及南阳郡山都县置襄阳郡。此后襄阳城千余年一直成为府州县等治所所在地。

  (四)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出山

  207年冬,刘备前往隆中三次拜访诸葛亮。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三分天下、联吴抗曹战略,此即千古名策《隆中对》。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出山成为刘备军师,为蜀汉兴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关羽樊城水淹七军

  219年七月,关羽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取得了水淹七军的大胜利。水淹七军成为关羽军事生涯的最高峰,也是他被尊为关帝并广泛信仰的重要原因。

  (六)羊祜、杜预守襄阳

  羊祜、杜预相继镇守襄阳,为征伐吴国,实现全国统一,奠定物质基础。而羊、杜所提出的东中西三师南下攻吴的策略,成为之后南北对峙期间战争所遵循的基本模式。而西晋的六路大军灭吴实际上只有左中右三路,中路的节点重镇就是襄阳。

  (七)史学家习凿齿与高僧释道安相交于襄阳

  襄阳史学家习凿齿撰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名著,其中《襄阳耆旧记》一书是研究汉晋时期襄阳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习凿齿为襄阳引进佛家高僧释道安。释道安对佛教所作贡献也是襄阳对中国佛教规范、传承、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八)东汉末关中移民与侨置雍州

  东汉末年,襄阳一跃成为全国学术中心,形成著名的荆州学派。王粲、王叔和、诸葛亮、司马徽、宋忠、徐庶等当时皆移居襄阳,对襄阳历史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永嘉之乱导致秦、雍两地流民大量南迁至襄阳一带。386年东晋政权在襄阳侨置雍州。南朝刘宋时,今襄阳地区侨置郡县数已超过土著郡县。关中移民及侨置州郡,对襄阳族群构成、政治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九)宋元襄阳之战

  宋元襄阳之战始于1267年蒙古将军阿术进攻襄阳安阳滩,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阳失陷而结束。宋元襄阳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牢固奠定了襄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重镇地位。

  (十)明代诸侯王分封于襄阳

  襄宪王朱瞻1436年从长沙移封襄阳。朱瞻在襄阳诸王中贡献最大,他曾奏请皇帝修护襄阳城郭,维修城南救生桥,又修筑汉江沿江大堤。明代分封于襄阳的诸王,极大地影响了襄阳政治格局,促进了襄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襄阳诸多著名历史事件是襄阳辉煌历史的见证,是襄阳宝贵的历史资源,是我们实现“文化襄阳”政策的重要依托。通过对襄阳著名历史事件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襄阳历史地位之认识,为襄阳今后又快又好发展,提供有力、有据之历史镜鉴。

 

华夏军事重镇  兵家必争之地

市社科联“历史襄阳”军事战役课题组

  就历史上的襄阳而言,一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襄阳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二是著名军事战役很好地诠释了襄阳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军事文化名城的风采。

  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襄阳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襄阳(襄阳市)主要是指以历史上形成的两座名城——襄阳和樊城为中心的城市。由于襄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襄阳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历代统治集团所重视。春秋时期,楚国在襄阳置北津戍,成为其北通中原和向东拓展的重要渡口和军事要地。三国时期,襄阳是魏蜀吴必争的战略要地,并成为三国鼎立的一个支点。宋、元时期,襄阳成为宋金、蒙(元)宋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都把襄阳作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加以激烈争夺。

  二、著名军事战役很好地诠释了襄阳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军事文化名城的风采。这里简要介绍其中的10次战役。

  1.楚巴攻邓之战。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703年,讲述的是楚大夫斗廉率楚、巴联军,在击败邓军的作战。战役中,楚巴军统帅斗廉紧紧把握邓国将领求胜心切的心理,佯装败退,以退为进,最后击溃邓国军队。

  2.孙坚击刘表襄阳之战。此次战役发生在公元191年,讲述的是孙坚攻襄阳与刘表部属黄祖之间的作战。这次战役先是孙坚军队势如破竹,基本将刘表的主力消灭,但孙坚在乘胜追击时,孤军深入陌生山地,遭到黄祖伏击,被乱箭射死。

  3.关羽攻樊城、襄阳之战。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元219年,讲述的是关羽北进荆、襄作战。此战,虽然在战役前一阶段关羽军势如破竹,“水淹七军”,斩杀庞德,围困曹仁。但在战役僵持阶段,关羽没有做到审时度势,误中徐晃圈套,只好撤出樊城。曹操则破坏了孙、刘联盟,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掌握了主动权。

  4.前秦攻襄阳之战。此次战役发生在公元378年,讲述的是前秦王苻坚派兵进攻东晋襄阳的战争。此战,虽朱序及其母亲在夫人城积极应战,屡挫前秦军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但援军的胆怯和停止不前,朱序守军长期处于孤军奋战、孤守无援,最终以前秦的胜利结束。

  5.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之战。这次战役讲的是公元1134年,南宋为收复被伪齐军攻占的襄阳等六郡,在中原战场上第一次主动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中,岳飞一举收复襄阳及周边地区大片失地,既为以后反攻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又为南宋日后对金国和蒙古的防御营造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

  6.南宋赵淳守襄阳。此次战役讲述的是公元1206年11月,南宋将领赵淳孤军抵抗金军进攻,坚守襄阳的战役。此战,赵淳以万余孤军坚守襄阳三个月,击退20万金兵的攻击,为南宋保住了襄阳这一西陲重镇。“铁打的襄阳”一说也由此而来。

  7.宋金襄阳、枣阳之战。讲述的是公元1217年,南宋在襄阳、枣阳抗击金军围攻,坚守城邑的战役。此战,金军在两年内连续三次围攻襄阳、枣阳,都被宋军击退。宋军在据城坚守的同时,采用伏击、突击或夹击的战法积极出击,取得了胜利。在此次战役后,金便宣布不再南侵。

  8.蒙(元)宋襄阳、樊城之战。讲的是公元1268年,蒙古(元)军长期围困,并最后攻取南宋军事重镇襄阳、樊城的战役。此战是蒙(元)灭宋的关键性战役,元军根据忽必烈“久围缓攻、待其自降”的作战指导方针,经六年之久,终于攻取了襄阳、樊城。襄、樊一失,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几近崩溃,元军长驱直入南宋江南腹地。此后不到三年,元就灭了宋。

  9.蒋冯争夺襄阳之战。此战是1929年10月,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宣布反蒋,其中张维玺一路与蒋介石部在襄阳地区发生的战争。由于阎锡山未按协议出兵,西北军一路孤军作战,加之西北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冯军失败。蒋冯之战使西北军的实力进一步削弱,无力单独与蒋军抗衡,从而拉开了蒋、冯、阎等中原大战的序幕。

10.解放襄阳战役。这次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对驻守襄阳地区国民党军,以襄阳城攻坚战为重点的一次战役。人民解放军把握住了绝好的战略时机,以较小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第15绥靖区所属的大部分部队,俘虏司令官康泽,副司令官郭勋祺。此次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襄阳地区门户,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被朱德誉称为“小的模范战役”。

         (课题组成员:周炎明 张生荣 张政 熊伟 付力)

 

精彩文章  厚重襄阳

高新伟

  襄阳历史上诞生了许多文学家,还有众多的文人墨客路过或客居过襄阳,他们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学,彰显了襄阳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众多的襄阳文学作品中,以下十篇(组)作品最值得关注。

  1.《诗经》中的《汉广》

  《汉广》是《诗经》中的一首诗歌,主题是抒写一个樵夫爱慕一个女子,却又追求不到的苦闷心情,诗歌第一章引用襄阳汉江神女的神话,用神女的难以追求来说明樵夫难以追求到心中的女子。历代文人因为学习《诗经》,而了解了汉江神女的神话,了解了襄阳和万山。

  2.《韩非子》中的《和氏》

  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韩非子》中有一篇题目叫《和氏》,它最早记载了卞和献玉的故事。

  3.诸葛亮的《隆中对》

  《隆中对》是天下奇策。《隆中对》是散文名篇。几年前,《隆中对》被重新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4.东晋习凿齿的《与桓秘书》

  襄阳习家出了很多名人,要数习凿齿最出名。《晋书习凿齿传》收录了习凿齿写给桓秘的一封书信,这封信准确地交代出诸葛亮隐居地、庞统故居、樊邓遗址、羊祜堕泪碑、徐庶崔州平檀溪故居、庞德公鱼梁洲隐居地等襄阳名胜古迹的方位所在,对研究襄阳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有很大参考价值。

  5.唐代杜审言的《登襄阳城》

  杜审言是襄阳人,是杜甫的爷爷。《登襄阳城》这首诗歌以襄阳为题,写到冠盖里、习家池等襄阳名胜古迹,宣传了襄阳。诗歌的三四句“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是千古名句,历代评论家多有赞誉。

  6.孟浩然的襄阳诗歌

  孟浩然写襄阳的诗歌很多,他是襄阳风光民俗的积极宣传者。前段时间襄樊学院召开孟浩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的学者,点着要到万山、岘山、鹿门山、鱼梁洲看看,他们就是通过孟浩然的诗歌知道了这些地方。

  7.唐代王维的《汉江临泛》

  王维与孟浩然为挚友,又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开元二十八年,王维知南选,途经襄阳,创作了《汉江临泛》一诗。这首诗高度地评价了襄阳的美景,“襄阳好风日”成为我们宣传襄阳形象时,广泛引用的诗句。

  8.李白的《襄阳歌》

  李白与孟浩然交情很深。李白写有不少咏赞襄阳的作品,如《岘山怀古》《与韩荆州书》《襄阳歌》《襄阳曲四首》《大堤曲》《赠从兄襄阳少府皓》《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等等。《襄阳歌》由襄阳街头景物写起,题咏了山间醉饮的典故,描绘了汉江水的碧绿,有力地宣传了襄阳。

  9.宋代欧阳修的《岘山亭记》

  欧阳修曾任乾德(今襄阳老河口)县令。欧阳修写了不少与襄阳有关的诗文,如《寄题宜城县射亭》《书宜城修木渠记后奉呈朱寺丞》《题光化张氏园亭》《高阳醉卧》《汉水行》《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和《岘山亭记》。《岘山亭记》是与《醉翁亭记〉齐名的名篇佳作,有力地宣传了襄阳和岘山亭,遗憾的是岘山亭在修建焦枝铁路时被炸毁,如若能重修,定能慰藉广大士子之夙愿,亦可彰显襄阳之文化。

  10.明代吴绶的《隆中十景》

  明代襄阳的父母官吴绶重修诸葛亮隆中故居,修复和新建了十个景点,还给每一个景点写了一首诗,共十首。这十首诗歌为隆中景点的修复提供了依据,后来隆中景点多次遭到破坏,但后人总能依据这十首诗的描绘将其修复。

  苏州寒山寺的出名,很大意义上归功于唐代一个叫张继的襄阳人写的《枫桥夜泊》。一首诗成就了寒山寺的巨大旅游产业,襄阳有很多的诗文作品,理应成就更大的旅游产业。客观地说,襄阳的山水从自然的角度看,比较普通,但是其特色在于历史文化底蕴,而一块石头、一潭清水,一旦有了故事,就会有看点、有卖点,只要我们用好历代襄阳的精彩文章,做好“四个襄阳”建设的大文章,就是习家池的水也能卖出油价钱,鹿门山的石头也能卖出金价钱。

 

璀璨珍品  艺术瑰宝

黄有柱  雷礼锡  赵德

  一、襄阳美术概况

  襄阳美术是在襄阳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各种视觉艺术形式,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出现的打制器物,涵盖了工艺美术、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领域,是中国美术史与文化史的有机成分。

  襄阳美术作品主要以古襄阳城为核心,广泛分成于汉江流域襄阳地段和襄阳市境内,包括彩陶、青铜、玉雕、漆器、砖雕、建筑、书法、绘画、浮雕、陶瓷等,门类齐全,成就显著,影响深远。而古襄阳城更是中国经典“城市艺术”、“山水意境”的杰出作品。

  二、襄阳著名美术作品的艺术与文化特征

  1.《雕龙碑几何纹彩陶罐》。出土于枣阳雕龙碑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艺术的代表作,体现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相互交融、有所创新的特点。其整体器形饱满、均衡对称,造型结构严谨、比例均衡,纹饰图形优美、布局合理,器表色彩协调、描绘细腻。

  2.《侧行龙纹敦》。出土于宜城,是战国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一。它采用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流行的球形造型,由上下相同的两个部分扣合而成,各有三龙兽形钮(足),涡纹圈耳,上下对称。其纹饰繁复,尤其侧行龙纹形态独特,纹线流畅,曲折灵活,变化丰富,有很强的动态感。

  3.《龙凤双构形玉佩》。出土于九连墩战国楚墓,其形制基本上代表了古代玉器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其做工和前代相比有新的进步,更加注重磨制。

  4.《蛇兽莲花漆豆》(漆器)。出土于九连墩战国楚墓,由莲花托盘、蛇兽立架、兽爪底座三部分组成,用榫卯连接和生漆粘接两种方法拼合造型而成。

  5.《山林起居图》。出土于南漳马家洲墓地,是南漳出土众多东汉砖画中的一件。整个画面既有写实性,也有装饰性,见证了当时汉江中游地区流行描画山林生活题材的审美趣味。

  6.《多宝佛塔》。始建于唐,明代重建,位于襄阳城西广德寺内,通高17m,分上、下两部分。塔座为八方形,下奠矮基,上迭浅檐,砖砌角柱。东南西北四面均有石砌门。其中南门为正门,门外上壁雕一尊盘膝坐佛,上刻“多宝佛塔”四字。佛塔上下内外共镶嵌石雕盘坐佛像45尊。塔座上方树立五座塔刹,中心塔刹为传统印度佛塔常见的圆形塔刹样式,下粗上细;中心塔刹四周围立四座仿木楼阁式砖构塔刹,形成中印建筑特色有机结合的塔刹群,与塔座内的仿木砖构“塔心塔”一起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与建筑艺术交流的重要明证。

  7.《研山铭》。宋代米芾书法代表作。全文39字,运笔锋势备全,毫无刻意做作,筋雄骨毅,变化无穷。结字上,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体现了米芾出类拔萃的高超书法艺术。

  8.《春山瑞松图》。传为宋代米芾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另有米公祠所藏作品。全图气势开阔,构图与造型重心在表现山水云烟气象。画面上部有大片云雾遮住山脚,突兀的山峰在云雾的烘托下显得生动而有灵气。山峦用青绿晕染,再用大小不一、浑圆凝重的“落茄点”皴出层次。画面下端有几株苍劲的松树,松树下有简易小亭,亭中无人,传递出淡远意境。

  9.《盛宴庖厨图》。南宋墓室壁画,2007年发现于襄阳檀溪村。此画以额枋为界,分上、下两层,主要刻画“庖厨”场面,画面绚丽多彩,制作精巧。整个画卷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犹如一幅人物长卷,其布局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画面显得丰富而有变化。其中人物姿态各异,神情丰富。

  10.《五彩缠枝花卉象鼻罐》。通高181厘米,襄阳博物馆旧藏陶瓷。整个器型挺拔遒劲,装饰构图新颖,注重写实,用笔洗炼,线条刚劲,工整纯熟,色彩明艳,对比强烈,民间艺术风味浓郁,是瓷苑的艺术奇葩。

 

在中外历史文化交融中发扬光大

杜汉华  杜睿杰  李奕

  襄阳的历史文化非常优秀重要的部分,有30多个典型范例在海内外有传承和影响,都可以为“四个襄阳”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此略举一二。

  穿天节在“正月二十一日”,是襄阳特有的传统节日。传说这一天郑交甫与汉江女神相会,产生了《汉广》诗歌。刘向《列仙传》说:北方的小伙郑交甫由汉水之北来到万山,见到汉水女神,喜欢上她,求其佩珠想做定情之物。汉水女神解下佩珠送给郑交甫,随后却不见了踪影。这和《汉广》诗“樵夫(牧夫)”“苦恋”“汉(银河、汉水)、可望不可及”等要素一起,被牛郎织女神话吸收,丰满了牛郎织女传说。

  织女的雏形也是在汉江活动的。东晋《拾遗记》说:少昊母皇娥精于纺织,在汉江游玩,与白帝之子欢会忘归,牛郎织女神话中能看见这个神话的影子。梁武帝萧衍命殷芸写《小说》记述了汉水流域最早流行的牛郎织女神话,我们才看见牛郎织女神话较为原始的面貌,是天神之间相恋的神话。南阳郡因在南郡之北,大致上与南郡隔汉江相望而得名南阳。襄阳的老河口和樊城常常属于南阳郡,与属于南郡的襄阳仅一江之隔。战争发生时,常常以汉江为界,南北人民不得相见。这样的背景,丰富了牛郎织女隔汉(江)相望不得相见的传说内容。东晋诗人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中,“织女思北征,牵牛叹南阳”,诗意就是织女在汉江南岸思念汉江北岸的郎君,牛郎在汉江北岸感叹无法与汉江南岸的织女见面。牛郎织女神话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开始逐步丰富内容演变成为牛郎织女传说的。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说:“楚怀王初置七夕”。七夕节的节俗有“穿七孔针”,这和穿天节的“求小白石有穿者,以丝贯之”的生殖崇拜一脉相承。七夕节的节俗有“拜七姊妹”,这由汉水流域的“请七姐”演变而来。七夕节俗还有请水,请水的节俗也是汉水流域中游地区最早,谷城、老河口百姓有五月端午天不亮在汉江取水发面的节俗,这就是七夕节请水习俗的古老的母体。秦汉大唐,当时中国的属国越南、朝鲜、日本,也普遍过起了七夕节。

  《墨子鲁问》、宗懔《荆楚岁时记》、《隋书地理志》、《封氏闻见记》等古代典籍,对楚军的牵钩之戏如何被襄阳百姓演变成拔河,正月十五日用来趋吉压邪祈求丰收;赛龙舟与襄阳;均有所记述。屈原五月初五在汨罗江投河,当地百姓追赶着救他,一直追到洞庭湖,形成了赛龙舟的习俗,这种习俗表现最突出的是襄阳。《襄阳风俗记》说屈原托梦要求五月端午吃五色丝带缠着的粽子,可见襄阳是拔河运动的起源地,也是五月端午民俗和龙舟竞渡的起源地之一。韩国也有一条汉江,那里的拔河、龙舟竞渡与琉球那霸市的拔河、龙舟竞渡一样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襄阳历史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承和巨大影响,是襄阳古城足以骄傲自豪的产物和宝贵的结晶。襄阳古城的传统风貌,群山、汉水、原野与古城和谐搭配,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山水城古风公园”,仅襄阳护城河最宽处就达324米,创造了世界纪录。襄阳市需要利用好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襄阳历史文化事项,做好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工作,才能更好地建设“四个襄阳”。

 

古老的文化名胜生动的历史印记

王先福  范文强  黄健

  历史遗迹是一个国家、地区、城市先辈们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存。我们通过定量、定性分析的方法对襄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确认的全部历史遗迹进行梳理、归纳,建立起全市历史遗迹的数据库,同时分类别简要列举各时期襄阳的代表性遗迹,并选择10处重点遗迹或遗迹群进行介绍,进而探讨襄阳历史遗迹的现实作用。

  一、襄阳历史遗迹的现状

  按照襄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最新统计数据,襄阳市历史遗迹总量共4293处。数据分析表明,襄阳市历史遗迹存在五个特点:总量多、差别大;类别丰富、分布不均;时代跨度大、集中度较高;地域广泛、特色鲜明;保存一般、重点突出。

  二、襄阳代表性历史遗迹介绍

  襄阳代表性历史遗迹较多。其中:古遗址有樊城军营坡旧石器时代遗址,枣阳雕龙碑、宜城顾家坡、襄城三步两道桥等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周代襄城真武山遗址,高新邓城、襄州楚王城、宜城楚皇城城址,以及南漳至宜城间的百里长渠遗址;汉代襄州朝阳城、枣阳翟家古城、枣阳舂陵城城址及南漳临沮城遗址;三国时期樊城鏖战岗古战场遗址,明清南漳山寨遗址群等。

  古墓葬有宜城顾家坡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墓地;高新区邓城城址外围10余处周代墓群,枣阳郭家庙周代曾国贵族墓群,枣阳九连墩、老河口霸王坟、襄州陈坡大型战国楚墓,南漳安乐堰大型楚墓地;老河口五座坟、宜城太平岗汉代贵族墓群;襄城东街包括刘表墓在内的三国两晋墓群,樊城菜越大型三国墓,高新韩冢和韩岗南朝韩氏家族墓地,襄城贾家冲、清水沟南朝画像砖墓;我省仅见的宋代壁画墓襄城曾家巷 M1、檀溪M196;南漳、襄城、谷城交会处明襄王家族墓群,还有保康清代李永富夫妇墓。

  古建筑有不少著名遗迹,包括襄城襄阳城、襄王府绿影壁、广德寺多宝佛塔、古隆中,樊城米公祠,谷城茨河承恩寺等;还有几处民居群如谷城老街、老河口太平街、襄州东津老街、樊城太平店老街和枣阳邱家前湾民居群;以及本市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南漳板桥冯氏民居。

  代表性的石窟寺及石刻不多,石刻主要有南漳玉印岩,襄城岘石寺、赵淳纪思铭、铭摩崖石刻及蛮王洞石刻,襄州湖广北界碑等。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较典型的有谷城杨洪胜烈士墓、襄城萧楚女执教处旧址、老河口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部旧址、襄城解放襄阳登城突破口遗址等。

  三、重点遗迹或遗迹群介绍

  1.雕龙碑遗址:五次发掘取得了多个重要成果,第三期文化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先进,结构复杂,彩陶艺术高超,是本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聚落遗址,甚至有学者提出,这里就是炎帝部落的都邑遗址。

  2.邓城城址聚落群:由20余个遗址、墓地组成,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证实邓城先后为古邓国都城和楚、秦、汉邓县县治,为襄阳城市的根。

  3.九连墩墓地:原有九座封土堆,2002年发掘了最南边的一座坟冢,清理了2座大型战国楚墓及葬车马坑,出土各类文物近9000件。墓主属楚国封君。

  4.襄阳城内外遗迹群:包括襄阳城内及周边和岘山遗迹60余处,涵盖了襄阳城肇始、建城、发展等各时期的遗迹,是襄阳城变迁的“活地图”。

  5.襄阳古隆中:依山势而建,有古隆中牌坊、武侯祠、三顾堂、草庐亭、卧龙深处等主要建筑,是诸葛亮隐居躬耕地和历代凭吊诸葛亮的纪念地。

  6.广德寺多宝佛塔:建于明弘治年间,为金刚宝座砖塔,是中国传统楼阁式建筑与印度佛教建筑融合的典型代表。

  7.明襄王室墓:分布在襄阳城西今南漳、襄城、谷城交界处的低山中,墓葬规模较大,墓前有神道等建筑,砖石结构墓室。

  8.南漳冯氏家族遗迹群:共20余处,有民居、墓葬、山寨、碉楼、造纸作坊等,加上冯氏自明代中期以来演绎的众多传说和人文故事,使之具有较大开发价值。

  9.南漳山寨遗址群:共380余处,山寨为主,洞寨为辅,部分保存较完整,是襄阳地区明清历史遗迹的特色。

  10.李永富夫妇墓:是全部用石材仿生前建筑样式营建的大型晚清墓葬,在规模、建筑工艺、雕刻艺术上都是杰作,鄂西北地区仅有,全国罕见。